开栏语  

 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，外在法律规范只有转化为民众内在信仰，才能获得最持久的生命力。习近平同志指出，“法治也并不体现于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，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、法治意识、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，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”。

 人民法院办理的案件，是法治精神培育的重要载体。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更好发挥人民法院以案释法、提升公众法治意识的重要职责，即日起，湖北高院开设《热案》专栏。

 所谓热案，扎根火热司法一线，紧贴百姓衣食住行，是社会广泛关注、与群众切身利益深度绑定的民生案件。我们关注的“热案”，不仅热度高，更在于温度实。本专栏将聚焦群众日常生活，直面民生痛点，择优转载全国各级法院优质热门判例，梳理裁判逻辑，剖析法理人情，从纠纷里提炼生活启示。

 期待《热案》专栏成为广大读者指尖上的普法指南，你我携手，共同涵养法治风尚，共建和谐有序的美好社会。

 今日刊发第一个案例：参加婚宴饮酒后死亡，应该由谁承担责任？

 男子参加婚宴，饮酒后却不幸身亡，婚宴组织者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？死者家属与组织者各执一词，这起纠纷最终如何厘清？近日，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判决了这样一起生命权纠纷案，为这场责任之争明晰了答案。

01案情简介

 张某于2019年入职李某公司。2023年，李某儿子结婚，组织公司员工参加婚宴，席间安排员工宋某负责张某所在桌的接待陪同。婚宴结束时，张某神志未有明显异常，考虑到返程安全，李某安排宋某找车护送张某等人回家，但张某称其车辆停放在公司冷藏厂院内，遂与宋某及另外两名工友一同乘车返回厂内。当晚，张某家人因无法与其取得联系，前往厂内寻找，发现张某已在车内不幸离世。经鉴定，张某为急性酒精中毒合并呕吐物反流阻塞呼吸道窒息死亡。

 张某的突然离世，给其家庭带来沉重打击，亦让组织婚宴的李某陷入纠纷。在赔偿事宜协商过程中，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。

 死者家属认为，张某的死亡系因婚宴组织者未尽到规劝、提醒义务，且在张某醉酒后未将其妥善安置送回家中，而是送至工作场所，致使其在车内因酒精中毒离世，请求李某作为婚宴组织者按30%的次要责任赔偿费用33.9万元。

 李某一方则认为，作为婚宴举办者，在婚宴上为宾客提供酒水等其他饮品，仅供宾客根据自身需求自愿选择饮用，并未强迫任何宾客饮酒。况且，公司有专人负责张某所在餐桌的接待，婚礼结束后也及时安排人员护送，且严格按照张某的要求，将其安全送至公司冷藏厂院内，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，无任何过错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02法院审理

 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系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以及被恶意劝酒的情况下，对自身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应有充分认知，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负责。

 关于婚宴组织者李某的责任认定，法院认为，李某作为婚宴的组织者，系群众性活动的主办方，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。结合本案事实，张某在婚宴结束时神志无明显异常，李某出于安全考虑主动安排车辆护送，且按照张某的意愿将其送至指定地点。监控显示，张某下车后仍可自由活动，且在院内有所停留、休息，后续发生的意外身亡结果超出了李某作为组织者能够预见的范围。

 因此，李某已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，对张某的死亡后果不存在过错，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。

 最终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 一审宣判后，原告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03法官说法

 本案的核心在于厘清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。婚宴场合人数众多、事务繁杂，组织者难以对每位宾客的饮酒情况全程掌控，但应预见到过量饮酒的可能，并采取必要的措施。当组织者已尽到此等合理义务，法律不应再强加过重责任。

 同时，法律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，但不免除每个人对自身安全应尽的最高注意义务。饮酒者最了解自身状况，若明知风险仍过量饮酒，主观上存在较大过失，应当承担主要责任。

 喝喜酒作为传统风俗，承载着亲朋好友的祝福与欢聚，本是喜庆之事。然而，欢庆之余更需理性适度，切莫让“喜酒”变“苦酒”。本案的判决，既彰显了法律对生命权的尊重，也厘清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边界，让民事主体在组织活动时既有担当、也有预期，体现了司法在权利保障与行为自由之间的审慎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