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

 从法学院到法院，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的终局。

 法律具有稳定性，现实却永远在向前奔跑。当法律条文与新生事物之间出现缝隙、当既有规则难以覆盖全新实践，法官不能只做被动适用者，更要做主动回应者。而这，正是法院学术——司法调研的价值所在。

 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本期聚焦深耕调研的女法官群体。她们在办案之余，进行调查研究和学理分析，撰写报告和论文，为解决实践难题提供方案。

 她们的写作不浪漫，但十分珍贵，因为字里行间都是理性、思辨与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女性成长故事。

 女子落笔有春秋。

 我是一名守护长江生态的环保法官。

 在一次例行的环资案件梳理中，我在数据的缝隙里窥见一个沉默的隐痛：多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沉睡于账户，短则数月，长则经年。判决书上写着“用于生态修复”，可钱没动，修复从何谈起？

 坐在办公室全是问题，走出去才能发现办法。我和团队跑遍所有涉及赔偿金的县市区，穿梭于法院、财政、环保之间。查阅近五年账目，访谈一线经办人员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数据，也记下了基层的困惑——有钱不敢用、不会用，甚至忘了用。每一笔沉睡资金的背后，都隐含着制度衔接的梗阻。走得越深，越感到这份沉默的重量——它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，更是对“共抓大保护”长江嘱托的无声消解。

 我们在石首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：那里有一套成熟的赔偿金管理机制：资金拨付有章、项目落地有声、修复成效可溯。但，简单复制经验难以解决全市的问题。

 不仅要让钱流下去，更要让钱流得规范、透明。带着对石首经验的思考，我再次开启调研之路：深入县市区，与财政、审计、环保部门及基层法官面对面交流，反复论证制度落地的可行性。

 辛苦终究没有白费，我将调研和思考凝聚笔端，撰写了《关于荆州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》一文，报告中提出三大核心举措：构建市级统筹机制打破区域壁垒，强化资金监管审计闭环，创新建立“生态修复项目库”实现精准对接。报告呈报后获市委书记批示肯定。

 司法者的价值，从不囿于法庭之内。正是那些判决无法抵达的深处，才更需要我们用脚步去丈量、用思考去填补。每一份调研、每一条建议，都是在为法治的长河开一道小小的渠。

 2017年，我通过遴选进入海事法院，被派驻重庆法庭协助办理案件。作为刚转岗的初任法官助理，我敏锐察觉到海事法院与其他党政机关的差异，更深刻认识到海事管辖范围广阔、船员群体流动性强等行业特点，以及由此衍生的对科技赋能司法工作的迫切需求。在带教法官的提议与指导下，我们携手撰写《关于加强海事智慧法庭建设的研究》一文，成功斩获第二届司法保障学术论坛优秀奖，这也成为我立足司法实践、洞察工作短板的起点。

 审判实践中的每一次庭审交锋、每一份裁判文书，都是捕捉问题、提炼观点的源头活水。我独立成功调解的第一起案件，是一件船员劳务合同纠纷。此类案件是法庭受理量最高的案件类型之一，当电话那头的当事人明确表示“同意”调解方案时，我在倍感欣慰的同时，更深刻思索一个问题：为何同类船员劳务纠纷频发且争议焦点高度相似？基于在法庭经手的数百件同类案件，我系统梳理案件共性、剖析纠纷根源，撰写了一篇船员劳务纠纷案件专项调研文章，荣获当年长江海商法学会论坛优秀奖，这也是我以调研反哺实践的开端。

 2023年，我顺利入额成为法官，再次来到基层法庭。随着经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，我思考的深度与广度也随之延伸，诸如运输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相关人员的权益保障、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各方责任划分与损失合理性认定等实务难题，都成为我琢磨思考的方向。

 2024年，在审理一起常规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时，我发现该案中因工伤亡的船员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，本该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的用人单位，提出不应按20倍标准计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抗辩。案件审结后，我以该争议焦点为研究切入点，系统梳理近三年来百余件同类案件，深入剖析不同裁判思路的优劣，最终形成《超龄船员权益保障问题研究——以船员因工伤亡赔偿案件的裁判思路优化为切入点》一文，并凭借该文在国家级学会论坛上作主题分享，为同类案件裁判提供参考。

 去年，我当年论文里设想“一网通办”智慧法庭，已随着司法信息化“一张网”的正式上线成为现实。能有幸参与这个伟大的时代，提出自己的一点点思考，我感到非常幸运。

 第一篇论文的萌芽，是我刚进法院在刑庭当书记员的时候。那时工作琐碎，但我有个习惯：喜欢琢磨。

 有一次整理卷宗，一连遇到好几起共同犯罪的案件，被害人的赔偿问题因为责任划分不清久拖不决。我忍不住想：这几名被告人应该怎么赔？是按份还是连带？被害人家属到底该找谁要钱？我把零碎的思考写成了一篇论文，意外的是，这篇业余之作竟在省级研讨中获奖。更让我触动的是，庭里的一位老法官对我说：“小朱，你写的这个，我们办案正用得上。”这件事让我明白，学术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，它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思考。基层法院的法官离案件最近、离矛盾最近、离人心最近，那些办案中遇到的每一个“难题”，恰恰可能是学术的种子。

 调到行政审判庭后，我又开始琢磨“官民矛盾”怎么化解。在审理一起政府信息公开系列案时，原告反复起诉，怨气很重。我看卷宗的时候想：他要的真的只是一份文件吗？我试着在送达、证据交换的间隙寻找和解的可能。最终，这一系列案件没有判决，而是通过协调实质性化解。撤诉那天，他对我说：“朱法官，你是第一个愿意听我把话讲完的人。”这件事让我开始系统研究行政诉讼中和解的可行性，撰写的论文《行政诉讼中和解程序的研究》也在全省法院获奖。比获奖更让我踏实的，是那些因为多琢磨一步而通过争议实质性化解促成撤诉的案件，是那些在判决之外找到的出口。

 从事环境资源审判时，我面临的新课题是：基层法院，案件体量小，类型较为单一，环资审判怎么做？我没有放弃琢磨。既然案件“小”，那就把功夫下在“外”。我把庭审搬到张家湖湿地公园、搬到被告人住所地，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旁听，在熟悉的河湖稻田风光中感受法理。

 二十多年悄然过去，我从刑事审判庭到民事审判，从民事审判到行政审判，岗位换了又换。但在干警宿舍里利用有限的工具书琢磨论文的那些夜晚，我一直没忘。它提醒我：无论办多少案子，都要保持那股“琢磨”的劲儿——既要在审判中发现问题，也要回到审判中去寻找答案。

 从少年时立志做一名法官到真正身披法袍，这条路我走了13年。

 做一名专业法官，做专业的行家里手，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。在阅卷的那些时光里，我始终执着于从细节出发去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

 几年前，我办理了一桩“凶宅”买卖纠纷。原告攥着皱巴巴的购房合同，一辈子血汗钱换的安身之所，竟是“凶宅”。

 被告却拍着桌子辩解，坚称原告早已知情，拒不退钱。因现行法律对“凶宅”披露无相关规定，双方各执一词，调解数次陷入僵局。我白天泡卷宗、抠合同、访邻里，晚上伏案梳理焦点、查阅依据，在办案笔记里记录下每一个细节。通过逐字逐句抠合同里模糊的“知情条款”，走访周边邻居核实真相，从合同细微表述中锁定线索，向当事人说理：房屋物理完好不等于心理无碍，民俗里的“膈应”，在法律上可转译为“重大瑕疵”，厘清了出卖人的法定告知义务，最终推动案件和解，了却两个家庭的烦恼。

 七年审判实践中，我养成了梳理办案笔记的习惯，厚厚的几本笔记里，记满了个案细节与争议焦点。我常从司法解释、学术论文中寻解求证，让零散经验沉淀为系统法理思考。这份坚持也有了回响：2023年撰写的论文获省法学会奖项，2025年论文再获中部崛起法治论坛优秀奖，撰写的《何某诉叶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》入选“2023至2024年度全省法院优秀案例”，当年案件调撤率达63.37%。

 基层办案没有惊天动地，但沉下心调查、盯着细节发力，一样可以写出好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