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到孝昌县人民法院，可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刘理东却爽约了，“不好意思，刚获得一个被执行人的行踪信息，我要马上赶过去，等我回来再聊。”电话那端，客气中带着焦急。

当他风尘仆仆地返回办公室时，已是2个小时以后，满头大汗、一脸疲惫。“没办法，执行法官人手有限，每人每年要执行200多起案子。”他说。

近年来，孝昌县人民法院积极探索，在破解执行难问题上，趟出了一条新路。

一份通话记录，难倒七尺男儿

执行工作，刘理东干了近十几年，聊起执行难的话题，他有一肚子苦水——

缺乏联动机制，很多相关职能部门对法院执行工作不配合、不支持，很难掌握被执行人的资金、房产、车辆等信息。“有一次，我想查询一下被执行人的通话记录，可运营商就是不提供。”刘理东急得直拍桌子。

人员力量不足，技术设备落后，缺乏联动机制，陷入单打独斗……那段日子，“人难找、财难寻”导致孝昌法院执行实际执结率持续走低，连续多年执行实际到位率不足30%，“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”的案件经常发生。

2010年，一起交通肇事赔偿案件转到执行局，被执行人东躲西藏、逃避赔偿，而申请人为了治伤已是家徒四壁、债台高筑。负责此案的执行法官出于好意，自掏腰包500元钱送给申请人，可对方把钱“啪”的一声摔在地上：“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有本事把赔偿款追回来，比什么都强！”

刘理东说：“没有技术手段、没有配合支持，就算浑身是铁，又能打几个钉子？”

一场改革风暴，突破执行瓶颈

2016年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“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”，并很快出台《关于落实“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”的工作纲要》。

借此东风，孝昌县人民法院掀起了一场只许胜、不许败的改革风暴——

提升队伍能力建设，抽调多名业务骨干加入执行局工作，将法警大队调整为执行局长（党组成员）分管，确保强有力的人力支撑；

形成联动威慑机制，与公安、检察、金融、工商等20余个职能部门建联动机制，将执行工作纳入综治考评目标体系，形成全社会围猎“老赖”的统一战线；

构建执行考评机制，明确案件执行期限，对期满未结案件集中审查分析原因，实行换员执行，并纳入执行员执法档案。

一系列的改革举措，大大提升了案件执结率。

2018年，孝昌县人民法院受理一起媒体状告某公司拖欠广告费一案，最终判决该公司偿还广告费1.2万元。判决生效后，该公司一直拒绝履行判决。执行法官最初以“冻结资产、拉入失信人员黑名单”等手段试图让对方就范。这些方式反而激起该公司负责人的逆反心理，导致执行期限内仍不履行判决。

这种情况下，执行局局长陈晓安决定换员执行，经过两次上门沟通和交流，对方负责人坦言：“不是没钱，是对这种‘生硬蛮狠’的执行态度不满。”一周内，1.2万元欠款履行到位。

孝昌县人民法院院长肖中兴表示，2018年以来，26件长期执行不能的案件顺利解决，10余起涉执信访案件妥善处理，人民群众满意度大幅度提高。

一条双赢之路，法网也能容情

今年5月27日，孝昌县陡山乡某地，十余台机械设备隆隆作响，将一处养猪场强制拆除。

该养猪场建于2017年，投资额500余万元，但所占土地为基本农田。建设初期，当地原国土部门曾劝阻，但投资人置若罔闻。2018年建成后，孝昌县原国土资源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对其下达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，但投资人依旧不予理睬。案件被移送法院执行局，申请强制拆除。

在确认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有效后，孝昌县法院执行局开始与投资人接触。几次交流沟通后，投资人直言：“500多万啊！那是我的命，你们说拆就拆，那就是要我的命！”刘理东表示：“你违规在先，拆是一定的。我们帮你想办法，尽可能减少损失。”在执行局的协调下，2700余头存栏猪仔分布在附近几个养猪场寄养，待出栏销售后，所得收益再支付寄养费用。看到执行法官尽心尽力，投资人最终点头同意——拆！

该案件也引起省高院的注意，对其评价为“既维护了行政执法的权威性，又最大程度保护了投资人的利益，一举双赢。”

在冰冷的法律面前，融入人性化处置，让执行越来越“不难”——

有的被执行人拖欠数年拒不赔偿，执行法官将其带到申请人家中，看着对方吃糠咽菜的艰苦生活，“老赖”动容了，很快将私家车卖掉还钱；

有的案件因多种原因确实执行不能，为帮助生活困难群众渡过难关，孝昌法院为特困申请执行人申请特困群体司法救助，近3年已对116名特困申请人发放救助金236万元。

孝昌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蔡传杰表示，执行难是一个社会性问题，一方面要提升执行人员的能力和作风建设，让执法过程既符合法律法规，也要彰显以人为本，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诚信社会、法治社会建设，打破部门或区域藩篱，让失信者寸步难行。